“高铁上不能抽烟,我们忍了;请把站台这点缝隙也留给我们。”
列车从北京南出发,四小时到上海虹桥,全程禁烟。广播里温柔而坚定地提醒:“列车全列禁止吸烟,违反者将依法处罚。”烟民登上高铁车厢的那一刻,就已经把“瘾”关进了笼子。一路盯着屏幕上的时速跳到三百,我们靠嚼口香糖、刷手机、掐虎口转移注意力,硬是把一包红塔山原封不动地带到了终点。这是我们用意志换来的公共安宁,我们不欠谁。
可如今有人连车门打开的两分钟都不愿放过,呼吁“站台也该全面禁烟”。理由是“二手烟更毒”、“烟头乱扔”、“孩子闻到咳嗽”。听上去义正辞严,却忘了:烟民也是旅客,也有在长途跋涉中喘口气的生理需求。高铁密闭车厢禁烟是安全底线,我们无条件执行;但站台是露天,风能吹散烟雾,也能吹走焦虑。掐掉这根烟,不是简单地把烟踩灭,而是把一群守法者的尊严踩进缝隙。
合肥南站把吸烟区设在站台尽头,再走五十米就能回到车厢,广播循环提示“请至指定区域吸烟”,地面上贴着醒目的黄线;济南东把灭烟桶固定在站台柱子上,旁边的志愿者举着喇叭疏导:“先生,麻烦到桶边抽。”这些地方的烟头没有因此变多,反而因为“有人管”而集中。可见,问题不在烟,而在管理。与其喊“一刀切”,不如把桶摆到位、把人引导好,让烟民与非烟民各得其所。
有人拿“游烟”说事,说站台半封闭、烟雾飘不散。可医学研究也指出,露天环境下尼古丁浓度在吸烟者下风方向两米外就降到背景值。真正该担心的,是烟头被随手丢进轨道。解决之道不是把吸烟者赶走,而是把烟蒂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,并像上海虹桥那样用摄像头监督乱扔行为。技术已经能做到4秒内触发警报、2分钟内到场处置,却偏要祭出“全面禁止”的大旗,这究竟是怕麻烦,还是对烟民的习惯性厌恶?
再说时间。高铁停站两分钟,掐头去尾,留给烟民的点烟窗口不足九十秒。我们像短跑运动员一样冲下车厢,在黄线内深吸两三口,再把烟头摁进沙桶,转身冲回车门,整个过程比泡面还快。一年里,真正因为抽烟误车的案例屈指可数,大多数误车是因为拍照、买东西,从没见有人呼吁“站台禁止拍照”。把极端个案当普遍现象,进而剥夺整个群体的便利,这不是治理,是情绪泄愤。
更关键的是,规则早已给出弹性。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授权铁路部门“根据安全需要”划定禁烟范围,而不是一刀切。上海虹桥试点热成像,南京南站用广播劝导,广州准备“劝阻无效直接处罚”,说明政策本身留有空间。真正值得追问的是:为何有的车站愿意花心思疏堵结合,有的人却只想一纸禁令了事?把吸烟者推到站外几百米的角落,美其名曰“远离人群”,其实是在用“不方便”逼迫禁烟——可公共政策的第一要务是平衡,而非改造。
我们承认吸烟有害健康,也愿意为公共健康让步。十多年来,烟民习惯了在高铁上克制,在普速车连接处掐灭最后一口,在飞机起飞前猛吸两根。我们理解封闭空间必须无烟,也支持车厢内烟雾报警器零容忍。但请理解:生理需求不会随着口号消失,焦虑与烦躁不会因为禁令而转化为正能量。当列车在徐州东短暂停靠,一位六十岁的老人因为找不到吸烟区,只能蹲在垃圾桶旁猛吸两口,被志愿者驱赶时险些落泪——这一幕不该出现在自诩“以人为本”的时代。
有人说:“那就别坐高铁。”可高铁是公共交通,烟民也是纳税人。我们买的是全价车票,不是二等公民的票。真正文明的社会,不是让一部分人无限迁就另一部分人的偏好,而是在冲突中找到最大公约数。吸烟区、引导员、摄像头、处罚单,办法总比困难多;怕的是管理者懒政,把“禁止”当成“解决”。今天可以禁止站台吸烟,明天是不是要禁止长途大巴服务区吸烟?后天是不是连人行道也要划成无烟区?当公共空间只剩下“禁止”而没有“疏导”,烟民只能被逼进更逼仄的角落,矛盾不会消失,只会转移。
我们并非要为习惯辩护,而是呼吁执法者给烟民留一条体面的缝。请把吸烟区设在站台旁,配足烟蒂桶,装上摄像头,广播里提醒“请至指定区域吸烟”,工作人员加强巡查。这样,非烟民不会闻到烟味,烟民也能在长途煎熬中喘口气;孩子们看到的不是冲突,而是规则如何兼顾不同人群。烟灰弹进沙桶的那一刻,我们也把对公共秩序的尊重一起摁了进去。
掐掉这根烟很容易,掐掉人与人之间的体谅却很难。下一次列车停靠,请让我们在黄线内抽完最后两口,然后自觉把烟头扔进桶里,转身登车。这不是放纵,而是成年人之间最基本的契约:我遵守你的规定,你尊重我的需求。别让我们在疾驰的时代里,连一口喘息的机会都被剥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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